她用了两周时间修改那篇文章。从三千字扩到了六千字,加了两个小节,一个分析白流苏的空间移动——从上海到香港,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,从一个男人的视线到另一个男人的视线——她的“自由”从来不是真正的自由,只是从一个笼子换到了另一个笼子。另一个小节分析范柳原的“漂泊者”身份——他有钱,有地位,有英国教育的背景,但他没有根。他站在哪里都是外人,在香港是外人,在上海是外人,在伦敦也是外人。他和白流苏之间最大的障碍不是别人,是他自己。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,或者说,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,但不敢承认。
她写得很慢,有时候一下午只写几百个字。她不是写不出来,是不满意,写了删,删了写,反复打磨每一个句子,像在打磨一块石头,把多余的棱角磨掉,让它的形状越来越接近心里想的那样。她没有跟任何人说自己在准备比赛,每天晚上从图书馆回来,洗漱完,拉上床帘,打开台灯,把笔记本垫在膝盖上,一个字一个字地写。赵小棠以为她在追剧,苏晚以为她在跟白云泽视频,刘敏戴着耳塞睡觉,什么都听不到。
交稿那天,她打印了西份,一份交去学院,一份给王教授,一份自己留着,一份寄给了白云泽。寄去荷兰的邮费比她想象中贵,但她觉得值。她在那篇论文的最后一页手写了一段话,不是写给评委的,是写给他的。她写的是——“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,一首在想你说的那句话,‘山在,我就在’。我想,人和人之间需要一座山,或者一座城,或者一个什么东西,把两个人框在一起,框在同一个空间里,逃不掉,也绕不开。然后在这个逃不掉绕不开的空间里,慢慢地,从‘你’和‘我’,变成‘我们’。谢谢你,愿意和我框在一起。”
论文交上去之后,是一段漫长的等待。比赛结果要接近一个月的时间。秋婉婷告诉自己不要想,但她控制不住。她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手机有没有未接来电,每次路过文学院公告栏都会放慢脚步扫一眼,每次王教授在课上说“通知一件事”的时候她的心跳都会加速。但每次都不是。
等待的日子,日子还是要过。课还是要上,作业还是要交,食堂的饭还是有时候好吃有时候难吃。秋婉婷的生活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些细微的、不易察觉的、但确实存在的变化。她开始注意一些以前不会注意的东西。
比如图书馆西楼靠窗的那个位置。她以前喜欢坐三楼,离门口近,进出方便。但现在三楼的人越来越多了,每次去都找不到座位,她被迫转移到了西楼。西楼很安静,安静到能听到暖气管里水流的声音,咕噜咕噜的,像一只在管道里睡觉的猫在打呼噜。靠窗的那一排座位,下午的时候会有阳光照进来,落在桌面上,暖洋洋的。她第一次坐在那里的时候,把书摊开,阳光正好落在书页上,把那些铅字照得发亮,像是有人在字里行间点了一盏小灯。她忽然觉得,西楼比三楼好。不是因为它更安静,是因为它有一扇能看到天空的窗户。她以前不需要看天空,因为她的天空就是那个人。现在那个人在八千公里之外,她需要一扇真正的窗户。
比如食堂二楼那个新开的窗口。卖的是云南菜,汽锅鸡、过桥米线、酸笋牛肉。秋婉婷以前不怎么吃云南菜,觉得酸笋的味道太冲了。但有一天她路过那个窗口的时候,闻到了一股酸酸辣辣的香味,不知怎么的,就走过去排了队。她点了一份酸笋牛肉,吃第一口的时候被酸笋的味道冲得皱了一下眉,但吃到第三口的时候,她发现自己停不下来了。那种酸不是醋的酸,是发酵的酸,带着一种复杂有层次的味道。她吃完之后,给白云泽发了一条消息:“食堂新开了云南菜,酸笋牛肉很好吃。等你回来带你来吃。”白云泽回复:“好。”一个字。但她知道他记住了。就像他记住她喜欢焦一点的煎蛋一样,他会记住酸笋牛肉。
比如宿舍楼下那只橘猫。秋婉婷以前对它视而不见,她对猫没有特别的感情,不讨厌也不喜欢。但有一天她回宿舍的时候,看到那只橘猫趴在台阶上,眯着眼睛,尾巴卷起来盖住爪子,整只猫缩成一团,像一个橘色的毛线球。她蹲下来,试探性地伸手摸了摸它的背,猫没有躲,反而拱了拱背,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。她摸了几下,站起来,猫也跟着站起来,用脑袋蹭了蹭她的小腿,然后慢悠悠地走了。从那以后,她每次回宿舍都会在台阶上找它。找到了就摸几下,找不到就走。苏晚有一次看到她在摸猫,说了一句“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猫了”。秋婉婷想了想,说:“不知道。大概是觉得它一个人趴在这里,挺可怜的。”苏晚看了她一眼,没有拆穿。她知道秋婉婷说的不是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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